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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失序:清同治回民起义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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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19:4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德亮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自古以来,因谣言引起的冲突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清同治回民起义,跟清代中国人口膨胀、资源竞争有关,反映了清末整个社会的失序,凸显了官府在社会危机应对中的不足。谣言之所以在此次社会冲突事件中起激变作用,是因为对异族的歧见和不信任情绪为此提供了土壤。是故,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有效的涉民族因素舆论应对和社会危机管控机制,营造一种包容差异、容纳多样的社会观念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关键词:晚清;谣言;社会失序;回民起义

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1980年河湟地区的“白饼传信”

     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后的中国社会,1978年,从历史一页走向新的阶段,社会建设热潮中暗流亦动。1980年左右,一场“回回要反”谣言在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区迅速传播。因为没有文章关注过此事,笔者又在甘肃省永靖县档案馆、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等部门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文件和资料,所以无法确定这场谣言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谣言在河湟部分地区制造了不小的社会紧张。

     2012年,在甘肃永靖县和青海民和县交接的一片区域田野工作中,笔者从不经意的访谈中得知此事后,就开始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可是笔者的报道人,无论汉族,还是回族,大都不愿提及此事,他们要么告诉笔者那是一场谣言,没有了解的必要;要么告诉一些由谣言引起的有趣事情,强调那是对民族关系不利的“谣言”,听听即可。通过不断打听和访谈,最终,笔者还是获得了一些谣言及其引发的社会紧张方面的信息。

     2012年6月12日,永靖县新寺乡崖头村51岁的魁仕祥愿意跟笔者谈这方面的情况,他说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时,在永靖西山和民和马营等地的汉族社会,一户到一户,一村到一村,人们传送着一种内藏纸条的白面饼子,它以玉皇大帝的名义而行,大概的意思是回回要反、要及早做好准备。关于饼中纸条的全部内容已记不清了,魁仕祥只记得“一直往西传,如果不传,口吐鲜血,当场死亡”等字眼,因为不愿“口吐鲜血,当场死亡”,他所知道的方圆一带的村民,几乎都制作并传送了这种饼子。当邻居将饼子传到他家后,他家照样做了十个饼子,传给其他人家。魁仕祥说,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怎么好,但还是用最好的白面,作了还浇着香油的饼子。他分析说,白饼传信是从兰州或者兰州以东的地方开始的,是有人想挑起矛盾,可能后来被政府抓了,事情也就过去了①。

     就在“白饼传信”中的一天,新寺乡中庄的一位喜姓汉族人,在从青海省民和县马营乡赶集返回甘肃永靖县新寺乡的途中,看到有200多头戴白帽的回民在一处露天的场地上,排着队、站着班子进行集体宗教活动,非常震惊。如果了解历史背景,就比较好理解喜氏的震惊情绪了。永靖县新寺乡后坪村65岁回族老人孔祥国说,自1958年反宗教特权运动以来,回族男子在运动中被摘掉了白帽,妇女被摘掉了盖头(纱巾),集体宗教活动也被禁止了,改革开放后,宗教活动也开放了,回族的服饰传统和宗教活动也便慢慢恢复了,但拆毁的清真寺并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建起来,因此那200多人是在户外做聚礼或举行葬礼②。

     对于未见过这种阵势的汉族人来说,震惊是难免的,联想到不久之前“回回要反”的传言。喜氏将“回回在练兵”之亲眼所见,从民和县马营经转导再到永靖县新寺,传遍了这一区域的所有汉族村庄,并迅速向其他地方蔓延。一时,永靖西山与民和马营方圆一带的汉族惊恐不已。

     当时人们绘声绘色的说,青海民和县甘沟乡,那个汉、回、土、藏等民族毗邻杂居的地方,谣言最厉害,传说公安部门还专门派人到甘沟侦查,每到晚上侦查人员就趴在山头上观察形势,连续几个晚上他们见回族村庄日落而出、日落而息,天一黑村庄就静静的漆黑一片,没有丝毫反乱的迹象,事情后来就慢慢过去了。

     甘肃省永靖县新寺乡塔拉村,是个纯汉族村,毗邻新寺乡回族人口最多的后坪村,因此塔拉村一位老人在传言期间,多次以找跑丢了的羊为名,到后坪各家察看,没有看到任何异象,回去后将所见告诉人们后,新寺乡沟底的汉族人也就慢慢安心下来。然而,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却让回族社会又惊恐起来。

     1980年的清明节,新寺乡毗邻的坪沟乡,有一个汉民家族,感于政策开放,召集家族几百人前往新寺乡段岭的家族祖坟祭奠,为了将几十年没管理的坟地修葺一番,他们中不少人还拿着铁锹、锄头之类的农具。在家族行进的途中,让一位姓马的回族人看到了,这个惊恐的马氏,急忙跑回村庄,将“汉民反了”的所见消息传遍了山沟中的回族村庄。一时,回族村庄纷纷惊惧起来。后坪村56岁祁再乃拜告诉笔者,当时妇女们害怕得紧,一到天黑,她们就立马将家门锁上,一个家伍(小家族)的妇女们就集中到一个大的庄窠中,爬在平顶房上以备不测,房上还堆着准备自卫的石块,持续好多天她们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漫漫黑夜的。

     而后坪村的青壮年男性,则被分成好几组,在通往后坪的几个山口处巡守,57岁的孔令义告诉笔者,他当时和几个人就在高家路口“蹲点破获”。随着汉回双方惊惧恐慌的互动,人们开始纷纷打制自卫的武器,一时马营等乡村集市的铁匠铺生意火了起来,铁匠成天连夜地打造矛头,直到无铁可打。很多没买到矛头的人,只好将自己家的剪刀捆绑在长棍上,当作防备武器。

     一天夜里,在王家沟口“蹲点破获”的小组,见两个身影向后坪方向移动,而且边走边张望。“破获小组”立马派人通知各个村民,说“敌人”的探子来了,让女人们躲起来,男人们警惕起来准备战斗。当两个身影越来越靠近时,“破获小组”向两个身影大吼一声,追了过去。两个身影先是一怔,随后反应过来拔腿就逃,跑过沟上了山,因为夜晚天黑,后坪人也没怎么敢追。第二天,经多方打听得知,那两个黑影人只是在找丢失的毛驴,不是什么“敌方探子”,大家方才心安下来。

     现今后坪的老人谈起此事,都后怕地说,幸亏当时没追上那两个找驴的人,如果追上了并伤了人,那么方圆一带肯定不再安宁,汉回双方的冲突可能会因此爆发。地方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谣言蔓延的危害,采取了行动,给村民宣讲谣言的不实,而且抓捕了喜氏、马氏等相关传言者。正如当地人所说的,那是一段“怪风乱传”的时期,“怪风”刮过了,谣言破灭了,人心安定了,人们也慢慢淡忘了此事③。

二、清咸同时期陕西关中的谣言与冲突

     然而,时空回到清朝晚期的陕西,因谣言和不信任,最终酿成西北巨大的社会灾难,从陕西爆发的社会冲突,迅速蔓延到了甘宁青新等西北地区的各个角落,时间持续近20年,百千万汉回民众因此丧生,西北赤地千里、饿殍载道[1]。

     清咸丰同治年间,反清起义的太平军逐渐从南方向西北扩展,回民会同太平军、捻军叛乱的传言弥散,西北各地成立了地方性的军事组织团练。时人李启讷,曾在陕西华阴县办理团练,对团练、谣言、传帖和回民起义的情由,做了较详细的阐述:

     团练之设,名曰弥乱,实为乱阶。……

     渭南回民在华州斫买竹竿,汉人打伤回人,而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忽于四月十九日,捻匪窜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回汉斫竹打架之事,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

     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罪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戮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如同州府、咸阳、泾阳等县乡团,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官亦无如之何。遂致泾阳、同州各处有围城之举。传帖所到之处,汉人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噍类不留。未经旬日,陕西各处回民俱行激变。[2]

     在惊惧、恐慌中,谣言愈加频繁,时供职巡查部门的东阿居士在《秦难见闻录》中多处记载了西安城内的谣言、传帖、猜疑和社会恐慌。如:

     “十七日,……城内汹汹,各怀疑惧。讹言于是夕洗杀城中回民,余闻之不觉胆落。”

     “二十一日,城外钟鸣入故,乡人城门出入意气骄盈,回民不得入城。是日讹言梅五要带团入城,城内回民惶恐终夜不安。……向晚回汉持械守夜,又传言虎威营及汉民是夜作乱,人皆战栗,而余心颇安。”

     “十三日,谣言小浦之弟欲于是夜洗回。是晚,回民不睡。”

     “初五日,谣言大起,汉人谓城内回民欲作乱,回民谣言汉人欲洗回。”

     “近来谣言不已,人情惶惶,故司道府县俱为之出。”

     “自上月谣言大起,人情汹汹,又值斋月,回民半夜起食,官民愈疑。彻夜巡查,竟无别故。”

     “自月底谣言又起,回言汉人欲于开斋节上寺之日洗杀城内回民,两相疑畏,是夜不安。”

     “又闻营盘接见马军传帖,言城内回匪谣言太重,我营须谨慎防备。”[3]

     假借飞帖传单,谣言在陕西关中迅速传播。《秦难见闻记》载:“先是渭南刀匪冯元佐与本县赵姓及大荔李姓共相唱合,潜行传帖,声言奉旨洗杀回民,愚民不知从而信之。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 ”[4]《旧雨集》载:“先是,回汉未尚交恶,或偶因羊豕启争,一相怨一方而已,旁观不以为然。自渭南回变,有练总冯元佐者,飞布‘见回不留’之语,以故渭南回子贩土货者,道凤翔留不敢归……”《平回志》中记载:“遂煽言‘三州县民传帖约于三月内齐发,将尽歼我族类。’回于要冲伺得汉民,缚之归。搜衣中,果得传帖如所云。”[5]回民中的好事者也参与互动,扩散团练等洗杀回民的谣言,疑惧两相叠加。

     不久,谣言和传帖弥漫到甘肃等省,《清实录》记载:“谕内阁:恩麟奏茶盐厅属大股回众悔罪乞降一折。据称盐茶厅属回目王大桂等因平远所匪徒各处传帖内有‘奉文剿灭回教’之语,以致回众惊疑起事,经该厅同知庄裕崧、护凉州镇总兵万年新轻骑出城晓以大义,责其变乱之罪,并将前降晓示陕西汉回之旨对众宣示讲解,各匪俯听,无不感泣悔罪……”[6]

     事实上,时人已认识到谣言和传帖在激变回民起义方面的危害作用,参与组织陕西团练、协助镇压回民起义的官员郑士范就事变情由如是说:“余既入城,询事变之由,闻之如此,慨自冯练之飞语深入于众回之耳。识者知其妄矣,安分者听之而已,不逞之徒,自苦其平日幸生之常畏人,遂心生一不畏人之计,以谋赊死。有因以为利,彼其匪类,夫岂能多?而近来乡俗,良民多懦,暴客多强,懦恒退步,强每出头,不惟回教然也。而回教自惜,以其人之寡,杂处于汉人大众之中,通迩远而为亲戚。乘此浮言恐动,暴强即胁良孺为救死之符,而莫之能胜脱,是‘见回不留’四字驱之变也。”[7]面对漫天谣言,官府除了出示抚谕和巡查外,竟无得力应对举措。郑氏莫不感慨:“假使事初,能破冯练之‘飞语’使不疑,回子亦良多,何至听从为乱,乱亦能制。”[8]

     在谣言、猜忌、攻讦等交互刺激下,社会冲突不断升级,从回汉械斗到回民—团练冲突再到回民—清政府冲突,历史惨剧最终未能幸免。这次大规模的冲突,包括期间的太平军、川军、捻军入陕等军事,战死、饿死、病死者百万计,人口损失超过520万人[9],其中,冲突前回民人口约为170万,冲突后幸存者不足5万人,不少战前回民聚居的州县,战后回民踪迹全无,人口损失的比例超过91%,在陕西几乎亡种灭族,陕西的民族结构因此改变[10]。

三、谣言、冲突与观念的省思

     为何在咸同时期陕甘等地发生如此惨烈的社会冲突,很多人都想深探其究。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说,人口压力、资源竞争、社会失序等,都是非常有效的解释路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移民现象,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左右,人口膨胀既引发资源竞争又激化社会矛盾。另外,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云南杜文秀起义、贵州苗族起义、海南黎族起义等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失序。此文主要从谣言与观念入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谣言是导火索起到了激变作用,但并非是因。为什么谣言一经散布,就迅速扩散并不可控制,窃以为,群体间信任和包容的缺失,为此提供了生发的土壤,对异族根深蒂固的歧见和不断酿造的社会情绪,是社会撕裂或失序的根本。

     “夷狄异族”的满洲人推翻汉人建立的明朝,入主中原建立了新的王朝——清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当时很多士绅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华族”的民族本位思想骤升,滥觞于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思潮骤盛。最初此思潮主要是针对满洲人的,然而满洲人成为事实上的“天子”和正统后,这种思潮逐渐指向了与自己共处经年但仍保持着“陌生人”和内部边缘特质的回民。

     1908年,黄镇磐便说:“夫神州大陆,中原杂处,惟满、汉久分门户。所谓回者,厕列其间,相安无事。闻之父老,有所谓争教不争国者,殆即回回入中国传教之宗旨也耶。近人不察,每以回民目之,且有谓为回族者,则是满汉之外,又树一民族之敌。”[11]1935年,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中多处提及晚清京师、山东、河南等地对回民的排斥,他举例说:“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义和拳)乱作,尝呼国人信奉基督教者为‘二毛子’,呼回民为‘三毛子’。扬言杀尽‘二毛子’,再杀‘三毛子’。就当时情况而言,国人信基督教者,每恃外人为护符,鱼肉乡里,事诚有之,而回民何辜,遭此排斥?此无他,盖传统之心理有以养成之而已。”[12]

     在人类学家谢世忠看来,清朝一代的排回思潮更似乎是排满的汉族民族主义的替代:“我们不清楚满清皇室对穆斯林不具敌意,是否与其自身为异族有关,也很难推测地方汉官在清代突然对穆斯林仇恨加深,是否与其无力对抗满洲,继而转恨于也为‘异族’(即生活于内地,讲汉语,却不拜祖先,衣着怪异,寺院奇特)又在国内分布最广最多的穆斯林有关。但无论如何,地方上汉回的紧张关系是必定加剧……紧张现象的结果,就是回汉间的流血冲突。”[13]

     清朝“华夷之辨”和“排回”思潮始于大思想家王夫之等,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直言:“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小人之乱君子,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14]大儒顾炎武则将矛头直指回回:“惟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乡閭,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乎。”[15]文人、书法家杭世骏,视回教之经典、回教之书法一无是处,对回民习尚中一些异质文化亦做指谪:“之念礼斋拜朝互之类,日无虚夕,异言奇服,招摇过市而恬然不以为怪,其亦可谓不齿之民也已。”[16]

     在此思潮下,官场和地方大员不断提出禁绝回教、限制回教的奏折和提案。康熙时,京城便有人以回民斋月的宗教活动而谣传“回回谋反,夜聚明散”,御史因此揭之于朝。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倌、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雍正八年安徽按察使鲁国华,上疏奏请皇帝革禁回教、禁戴白帽、拆毁清真寺,甚至建议增设“专门针对回民”科条等④。清朝中后期汉回械斗此起彼伏。

     研究古代中国谣言故事的荷兰汉学家田海发现,起初中国社会中的谣言和恐惧故事里所谓的罪魁祸首是可怕的存在,它们被贴上“鬼”或者“野蛮人”的标签,它们居住在中国社会的外部或边缘地带,“但是,在历经多个世纪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恐惧投射到自己社会内部处于边缘地位的真人身上,这些人成了替罪羊或者中国的‘内鬼’(inner demons),经常为暴民杀害,或在国家协助下处决。”[17]根据历史学家王明珂的观察:“成为代罪羊或毒药猫者有一特质:在主体人群心目中,他们既不是内人,也不是外人,就像大家庭中的小媳妇。”[18]

     为了使歧见和攻击理所当然,清末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对回民做了种族胡化和性情非人化之处理,创造了新的文化表述和族群刻板印象。譬如,名曰“酉山书痴”的陕西书生,将回民的族源追溯到跟其并无关系但跟汉朝有百年对抗历史的匈奴,以引起对异族“豺狼性情”的历史记忆:“考回民,先本匈奴,元魏号高车,隋曰韦纥,亦曰回纥,德宗时改回鹘(亦作猾)……雍正年间,经略年公,独破其奸头,奏鸣将陕省回民痛加剿洗,先在合阳诛戮七百余家。宪皇帝震怒,以年公草菅人命,严旨谴谪。是该回众早已罪频于死,我宪皇帝,如天之度,复置之生,世世子孙,更当如何感激,如何图报,始不外于生成,乃复蠢顽不灵,豺狼成性,枭獍存心。迄今又百余年,种类益繁,遂于同治改元之四月,乘越(粤)匪扰陕之便,公然聚众谋逆。”[19]参与镇压回民起义的地方官员王生吉如是说:“而回民者,本西域种类,强悍好斗,其性然也。自唐时杂居中原,华夷之届淆而祸机伏矣。”[20]

     事实上,清末地方官员和士绅对回民非人化的言辞举措,并非新的发明,早在清初,始于顺治二年开始编纂的《明史》中便将涉及回民的“回”字,皆带上“犬”旁。虽然乾隆下令去除这种侮辱性的造字,但直至民国,在史书和方志中,“犬回”造字屡见不鲜。清代回民事变研究专家张中复认为:“回民在族性和社会文化特质上可说是‘华夷兼蓄’的,但清朝始终不愿正视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极为特殊的民族现象。且对回民族性的界限与宗教文化的认定,一贯地倾向迥异于汉族的非我族类意识,并且不断地随着回民事变的激化,而成为统治阶层牢不可破的既定印象。这正是清代回民史上具有悲剧性色彩的现象之一。”[21]

     无独有偶,清末关于基督宗教的谣言及其引发的教案,亦是层出不穷[22][23],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义和团运动。研究者认为,在此运动中,“士绅和(或)地方官有一套手段和社会政治网络,来制造和散播谣言以及煽动性的文字。它们有能力动员和组织有效得的反教运动,并迅速扩展出特定区域。”[24]

四、余论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历史悲剧,殷鉴不远。近年来,网络和社会上兴起一股攻击回族之风,来势汹汹让自感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回族人猝不及防,猜疑、讹言和仇恨在网络传播中交互增长,有关回族的事,都可能经过信息选择加工,成为网络事件和舆论热点,进而刺激新一轮的攻击和回应,族群仇恨情绪不断蔓延。民族宗教领域内的一些正常工作,亦动辄得咎,部分干部群众对民族宗教工作走向和标准拿捏不准,开始困惑。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国家富强,也滋生了社会和民众的盲目自信,民族主义与旧有的夷夏之辨结合,形成骄慢的种族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强硬,对内同化,认为少数民族的建设力量和抗议力量都可忽略不计。加上,海外的反穆声音与之唱和呼应,形成一浪接一浪的网络暴力和异族仇恨情绪。虽然政府网管部门对网络和自媒体管控日益严格,但宣扬民族仇恨的言论却大行其道,给回族等少数民族形成很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和困惑,放任下去,经长期苦心经营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堪忧。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面临着种种阻扰和困难,但国家昌盛、社会和顺、民族团结,仍是多数国人的期盼,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因此建立有效的涉民族宗教舆情应对和社会危机管控机制,营造一种包容差异、容纳多样的社会观念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张中复教授、曹磊博士阅读了本文,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完善建议,特此感谢,文责笔者自负。)

     注释:

     ①报道人:魁仕祥,访谈时间:2012年6月12日,访谈地点:甘肃省永靖县新寺乡崖头村。

     ②报道人:孔祥国,访谈时间:2012年6月15日,访谈地点:甘肃省永靖县新寺乡后坪村。

     ③报道人:孔令玉、孔令贵、孔令义、孔祥亨、祁再乃拜、马占良等,访谈时间:2012年6月9日至6月20日,访谈地点:甘肃省永靖县新寺乡后坪村,青海省民和县转导乡后坪村。

     ④雍正驳回了这些奏疏,并下谕内阁:“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具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异视也。”“向后,倘回民本无过愆,而大小官员等但因其习尚稍有不同,以此区区末节故意刻求,妄行渎奏,朕必严加处分。”(见《清世宗实录》卷80,卷94)

     参考文献:

     [1][12]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86.79.

     [2](清)李启讷.忧愤疾书[A]//邵宏谟,韩敏,主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C].西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68.

     [3][4](清)东阿居士.秦难见闻录[A]//邵宏谟,韩敏,主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C].西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121~132.122.

     [5](清)杨毓秀.平回志[A]//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塞北,主编.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444.

     [7][8](清)郑士范.旧雨集[A]//邵宏谟,韩敏,主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C].西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173.175~176.

     [9]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64.

     [10]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J].回族研究,2003(4).

     [11](清)黄镇磐.论回民[A]//醒回篇[C].王希隆点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33.

     [13]谢世忠.根本赋予认同与族群政治——中国“汉语穆斯林”的例子[A]//国族论述:中国与北东南亚的场域[C].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322.

     [1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6~977.

     [15](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城集成,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666.

     [16](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25[M].续修四库全书.

     [17][荷]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M].赵凌云,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7:1.

     [18]饶佳荣 石伟杰.专访王明珂(一)从毒药猫理论看ISIS事件[EB/OL]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1492,2016-04-10.

     [19](清)酉山书痴.盛京被难述略[A]//邵宏谟,韩敏,主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C].西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111~112.

     [20](清)王生吉.关陇思危录[A]//邵宏谟,韩敏,主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C].西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5.

     [21]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M].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1:205~206.

     [22]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林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4][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及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M].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88.

Rumors and Disorder:Reflections on the Hui Uprising in Tongzhi Years of Qing Dynasty

YANG De-liang


Abstract:Conflicts caused by rumors are endless and uncommon since ancient times.The Hui uprising in Tongzhi years of Qing dynasty was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the competition of resources,which reflected the disorder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highlighted the shortage of the government in coping with the social crisis.The reason for why rumors were taking such aggressive roles in this social conflict was the discrimination and mistrust against others,which provided soil to this purpose.Therefore,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ethnic factors coping and social crisis control mechanism in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to create a social concept which could be inclusive to differences and varieties is still urgent and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Rumors;Social Disorder;Hui Uprising

中图分类号:K25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穴2017雪04-0116-05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16NXBZJ0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7-07-12

作者简介:杨德亮(1980-),男,回族,宁夏海原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孙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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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20:35:35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国家富强,也滋生了社会和民众的盲目自信,民族主义与旧有的夷夏之辨结合,形成骄慢的种族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强硬,对内同化,认为少数民族的建设力量和抗议力量都可忽略不计。加上,海外的反穆声音与之唱和呼应,形成一浪接一浪的网络暴力和异族仇恨情绪。虽然政府网管部门对网络和自媒体管控日益严格,但宣扬民族仇恨的言论却大行其道,给回族等少数民族形成很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和困惑,放任下去,经长期苦心经营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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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21:12:39 | 显示全部楼层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面临着种种阻扰和困难,但国家昌盛、社会和顺、民族团结,仍是多数国人的期盼,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因此建立有效的涉民族宗教舆情应对和社会危机管控机制,营造一种包容差异、容纳多样的社会观念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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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21:30:31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交流沟通太重要了,不然能制止谣言的智者可能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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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 17:33:35 | 显示全部楼层
回民在族性和社会文化特质上可说是‘华夷兼蓄’的,但清朝始终不愿正视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极为特殊的民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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