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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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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1 12:02: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伊斯兰的生命力
    在大马士革享受一个安静的午休,是倚靠着或半靠着乌迈耶德清真寺大圆柱,那里最凉爽。今天,伊斯兰信仰所以有生机,这是一个原因——不是由于清真寺凉爽或安静,而是由于人们可以在里面午休,不至失敬。小限制是有的:地点选在洗礼派圣人约翰  墓另一边更好,也就是远离大门附近的清真寺职司办公室,远离《古兰经》诵读者和礼拜者——他们整天络绎不绝,集中于清真寺中央的壁龛旁。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应伸展四吱,  被视为太放肆,  因而招致寺里管事的人对你肋部轻轻踢上一脚,把你弄醒。慢悠悠的滴答作响的时钟,虽指时都不准确,却是美妙的、不可抗拒的催眠剂。入睡以前观察一下是令人欣慰的。清真寺里还有其他人,并非为宗教而来:学生们踱来踱去在背功课,一群朋友在悄悄闲谈.孩子们在等待父母从周围商场里采购归来。最西侧川流不息的人群,清楚说明清真寺那一角是从金器商店通往哈米迪赫主商场的一条近路J正如其他穆斯林城市的数千座清真寺一样,这一接受人们朝拜的圣地就处于繁忙、拥挤的市场中央。在麦加和麦地那,那两座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环境也是如此,德黑兰的主要清真寺,开罗的艾资哈尔清真寺和非斯  那些绿瓦覆顶的清真寺都是这样;可惜德里的情况非比往昔,那里,重视旅游事业的政府已清除了设在通往贾马清真寺石阶上的“小偷商场”;伊斯兰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的情形就不是如此,那里的奥默尔清真寺坐落在圣庙山上。在伊斯兰教中,有这么一点:散漫无拘而不是清洁整齐仅次于真诚的日常信仰。
    一个供人朝拜的地方的信徒们是否鼎盛,鸽子也是一种证明:乌马耶德清真寺的宽阔大院里有鸽群(大院的一面墙壁有原拜占廷教堂的镶嵌雕绘,精心打扫拭抹后金碧辉煌),麦加和麦地那及艾资哈尔清真寺上空的白云中有鸽群,仰光大金塔的光辉灿烂的尖顶下端有鸽群,罗马圣·彼德教堂和威尼斯圣·马克教堂前的院子里也有鸽群。这些鸟类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去做礼拜的人,把喂它们作为一种可嘉的义务;也可能因为这些广厦给鸟儿提供了安息的方便,但就世界几个宗教而言,鸽群似乎就表示那些地方是熙攘往来信徒如云的神圣的地方。
    伊斯兰尚有若干更大、更重要的实证,说明其生命力。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哈吉),不仅是这种生命力的明证,而且是其主要的原动力之一——也证明了穆斯林世界遍及全球的团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的这一柱石竟是伊斯兰以前麦加异教的遗物,穆罕默德仅仅把当时风行的朝觐接了过来;那时异教所朝拜的诸神就安放在今天所称的克尔白圣殿里。这一黑色幛幔覆罩的立方体是穆斯林崇拜的心脏和焦点。穆罕默德作为新主人进入麦加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克尔白殿清除那诸多的偶像。有些异教遗物依然存在,其中就有安置于克尔白殿西南角的那块奇怪黑石。作为朝圣的一部分,朝圣者在麦加十英里以外的米纳山谷里须朝石柱——据说代表妖魔——投掷七块卵石。主要的朝圣活动在麦加举行。
    朝圣活动是当今地球上人类最大的多民族聚会。过去两年内,七十多个国家大约一百五十万朝圣者涌向麦加及其郊外寸草不生的山谷。有些场合就算如象联合国大会般的有更多国家的代表吧,也不过数百人而已;又如象大批印度教徒集中于恒河与朱木拿河的神圣汇合口举行浸礼活动,但他们都是印度人。朝圣者的人数众多而又来自各方。五十年前,四万印度尼西亚朝圣者还乘坐漏水的汽艇和独桅三角帆船,从东面横渡浩瀚的印度洋而来。从西方相反方向而来的是数千名西非人,他们常常消耗毕生时间,一路做工,一路长途横穿大陆,北方来的朝圣队伍在大马士革汇集了伊拉克、土耳其和勒旺特地区来的朝圣者,并同第二支队伍会合于亚喀巴。这支队伍带着专由埃及刺绣制作而用在克尔白上的崭新的绣花罩幔,后面还跟着所有那些从北非的朝圣者,他们在沙漠与地中海之间的道路上经过长途旅行而来到的。从次大陆和阿富汗来的朝圣者由东北而南下波斯湾,越过广漠无垠的阿拉伯半岛。现在前来朝圣者,人数更多了——每年增加十万人——但半数以上乘飞机,其他人几乎都乘小汽车或大轿车;当然从吉达到麦加的路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头上顶着
包袱、步履瞒跚的非洲朝圣者。
    他们的皮肤是各种各样的黑色棕色和白里透红之色;但主要朝拜仪式完成前,穿的都是简单服装,形成了一片白色海洋。仪式完了,各式各样民族服装,犹如成蛹化蝶,再现其缤纷彩色,安拉面前的一致性组成一个世界性的万花筒。
    朝觐仪式一共进行五天。最重要的礼拜在倒数第二天下午举行。它本身很简单:从正午到日落前片刻,朝圣者直立,面向米纳山谷另一端的阿拉法特小石山;他们或祈祷,或沉思,或诵读《古兰经》,或倾听布道。但只有那些曾“立于阿拉法特之前”的人才能自称为哈吉。
    按目前业已大规模发展的这种朝圣活动的形式,对普通朝圣者说来,可以是一种不仅欣喜若狂而且骇人听闻的经历。因为这里,有来自高高的阿特拉斯山  偏僻峡谷的柏柏尔文盲村民,有来自同样偏僻的扎格罗斯山区  的库尔德人,有来自孟加拉稻田里的农民,或者,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太平洋小岛的椰林里的信徒;这些人言语陌生,甚至用的是极少为外间所知的方言土语;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现在竟投入了滚滚的人潮,投入了多民族的汹涌海洋。无怪乎职业向导 (没有他们,朝圣活动将立即陷入大混乱)常常用绳索把他们照管的人拴在一起,并提供标识鲜明的旗帜和徽章。
    使老年朝圣者失望的是,现在要死于朝圣之中非常困难 (死于朝圣确保升天堂,这是普遍信念)。这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政府为改善交通和卫生条件作了巨大努力,花了大量金钱。防疫站、良好的供水设施和空中喷雾消毒剂使一度成为流行病中心的朝圣地现在成了无病区。这是一项巨大成就,因为一百五十万朝圣者仅仅在一周之内集中于一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而其余五十一周则空若无人。
    然而,朝圣者的住房依然短缺,麦加的房主又勒索极为昂贵的租金。成千成百名较穷困的朝圣者就睡在麦加清真寺的宽阔拱廊里。
    真正至关重要的还是朝圣的气氛,那是把宗教热忱和友爱欢乐混合一体: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兄弟或姐妹,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在这一残间他们离安拉特别近。朝圣者的圣唱说得最清楚:“拉巴依克,阿拉乎马——拉巴依克——我在这里,啊,安拉,我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即使通常戴面纱,朝觐期间则禁止这么做。  目睹朝圣是从真实主活之中看到,伊新兰不只是生动的信仰,活生生的宗教,而是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向广大群众灌输热情的信仰和看得见的真实感,说明他们是一个广大的、全世界范围的兄弟大家庭的成员。
    麦加,这座曾经抛弃穆罕默德的城镇,深深陷在曲折的凹沟和陡峭的小山之间,其冷僻的特征同抛弃了基督的“小山之城”耶路撒冷一样。麦地那则是绿洲,开阔而空旷,与麦加颇为不同。大部分朝圣者,去麦加之前或去麦加之后,都到这里来观光。麦地那的穆罕默德陵墓周围有警卫守护,防止人们面向陵墓祈祷或伸手触摸围屏;如有人这么做,手上会被杖棒轻轻一敲。受警告的主要是什叶派朝圣者,因为这种严峻的冷漠感同卡尔巴拉的情景大不相同:那里埋葬着阿里之子侯赛因。在那里,朝圣者紧贴隔屏伤心地抽泣,悲痛欲绝,这一切景象都由镶在清真寺圆顶内的砖镜反映出来;这种荡漾不定、又互不连贯的画面,就更加奇特,更加令人赞叹。
    朝圣中并不缺乏伊斯兰务事求实的一面。从穆斯林世界各地来的商人认为相互接触是有益的,而且签署了很多合同。特别是因为年青妇女必须揭开面纱,这还是安排婚姻的大好时机。这对沙特阿拉伯人尤其如此。
    朝圣期间,吉达机场外面出现一个规模颇为可观的非洲市镇,独具各种典型的非洲声色和气味:这进一步证明伊斯兰是活生生的,蓬勃向上的力量,因为正是在次撒哈拉的黑非洲地区(西非强于中非或东非),伊斯兰疆界正向前推进。这一变迁进行了五个世纪,但本世纪初以来步伐加快了。似非而是的情况是,使伊斯兰受惠的正是西方基督教殖民主义:它带来了和平环境,良好的交通,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部落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对穆斯林传教师有利,他们比对手基督教取得了大得多的成绩。伊斯兰早就突破了丛林阻碍,而一些急于成名的西方地理学家曾断言,这一障碍将防止伊斯兰达到西非海岸。然而西非目前整个沿海地区,有新兴、强大的穆斯林社会,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人口中,就有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
    穆斯林在黑非洲的强大存在对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非洲伊斯兰不仅向美国黑人打开了伊斯兰之门,而且还纠正了黑人穆斯林运动原来那种非正统的过激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正统的伊斯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就是部分证据,证明伊斯兰同它的信徒的生活密切联系,证明它的普遍性和它的成长。这些情况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斯兰教竟有这种延绵不断的强烈自豪感,而基督教和佛教在这许多国家都是有信徒的两大宗教中,却不存在类似的力量?(儒教从未有自成宗教的要求,而其他所谓“普遍”信仰,如印度教和犹太教,则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事。)我们可以举出若干理由。最明显而又最少为人提及的是这个宗教的年青这一特点。伊斯兰历史还未及一千四百年,基督教已接近二千年,而佛教则诞生于二千六百年之前。作为生命存在,宗教有自己的形态,因而,不应超脱于中年和老年的机能衰退之外。公元1400年,欧洲已成为基督教会的本土,它是无与伦比的最强大,最有生命力的力量。这个时期离阿奎那  思想的全盛期仅仅一个世纪,距但丁的诗篇和黑死病  的恐怖及其强烈反应阶段,不足半个世纪:改革运动  刚开始为外界所感觉一威克利夫  刚去世,而胡斯  殉难也只是十五年以后的事:虽然到公元800年,即佛教诞生的第一千四百年,佛教已呈现老年征状,但它仍然在印度的广大土地上受到广泛供奉信仰(后来终被从印度排出国外),且曾是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主要信仰。伊斯兰呢,它目前正处于精力充沛的中年时代。
    虔诚的教徒会说,既然宗教是普遍存在的,用人世间的术语谈论它是不对的,甚至是亵渎神灵的。也许如此。那么,让我们只说伊斯兰无疑是几大宗教中最近期的一个。这一事实本身对一些穆斯林来说,就是自豪与欣慰的源泉。1976年,二百五十名安卡拉的土耳其青年在回答一项问题调查时,一再重申伊斯兰是所有已知宗教中“最近”,“最现代”的,因而也是“最好的”。
    除了将一种价值无保留地赋于这一“新”字,许多土耳其学生和工人还说,由于伊斯兰历史为时不长,它还保持着原始启示的纯洁性;这些启示既未被人增添被人更改,也未被人变为“变形”(这是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而基督教原始的教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是指穆斯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认为耶稣——穆罕默德把耶稣看作先知,还认为他比自已强大,  因为他可以创造奇迹——的原话被教会改写了。)因为穆罕默德蔑视把宗教作为一种学术来加以研究的神学(伊斯兰教的神学观点是非常非常少的),因而后来在原始的教旨之外,也几乎没有增添过什么神学原理。这的确是真的.
    这就是十世纪“依吉提哈德的大门关闭了”的一个好处。当伊斯兰法律的主体,即伊斯兰僧俗两方信仰与实践的法律主体,被明令最后封定时,没有为日后留下任何增补和修正的余地。刚毅严格意味着真实性或接近原始教旨——因此才有持续的新鲜感,这是葆其青春的一个方面。
    伊斯兰至今富有生气,是因为经过十二世纪一个决定性的信仰合成阶段。伊斯兰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早期分化对立造成了第一次十字军入侵巴勒斯坦和攻占耶路撒冷。这一失败的震惊,产生了强烈的穆斯林反作用,终于导致萨拉丁于1187年收复耶路撒冷。但是这一军事胜利之后,得到恢复的是正统的逊尼派信仰,什叶派在远离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一些地区降到少数派地位。只有在边远国家波斯,什叶派占多数。逊尼派的胜利看来使逊尼派伊斯兰更加严峻,教条化,脱离人民。要同安拉取得直接的关系,就需要发挥信仰中虔诚、个人祈祷,对照,乃至适度的神秘等等诸因素。伟大的思想家、了不起的宗教人士加扎利(ChazaLI,1058—1111),为伊斯兰造福宏大之处。正在于这一合戍,这一调和妥协。加扎利奠定的一个复兴的逊尼派伊斯兰基础至今仍然有效。这样,伊斯兰通过十二世纪的雨件大事,成了坚定的逊尼派,并在精神上取得了稳定的内在平衡。第一件大事由于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军事平衡,伊斯兰避开了折磨欧洲基督教的两种邪恶:它摆脱了以宗教名义而战所造成的破坏;它摆脱了这种战争必然导致的精神财富的侵蚀。穆罕默德告诫信徒千万不要损害穆斯林同道,也不要对他们开战,而且事实上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次数非常少,这一点有助于维护伊斯兰教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其他宗教确立了教会和教士制度,由于崇高的布道同尘世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距离从而成为批评目标。它们削弱了。伊斯兰既不建立教会也无教士职衔,因
而没有招致这种毁誉的批评。另一方面,那些酷似于教士的逊尼派学者(乌莱玛),就伊斯兰标准来说,干得不坏。虽然他们的教育和精神方面的天赋都嫌不够,但却少有腐化的。他们的主要恶习在于心胸狭隘和盲从“现存权力”,但是这些并没有在伊斯兰社会心目中给伊斯兰带来多大污点。从整体上看,若干世纪以来乌莱玛为维护伊斯兰的内部团结和力量,作了很多贡献。
    安卡拉土耳其青年还有些观点,是说伊斯兰“简单和容易”。既,然伊斯兰信仰和实践的要点包含于“五根柱石”之中,它当然是简易的。他们还说它实用:“伊斯兰关注实际生活并将其同精神事物联系起来——因此卓有成效”;“伊斯兰将今世与来世幸福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伊斯兰非常现实,而且颇能适应日常生活。”穆罕默德本人定下了注重现实行为的基调。一个贝都因人间他:“我可以放走骆驼,信仰安拉吗?”他答道:“拴起你的骆驼,信仰安拉。”若干世纪以后,因为在西非的工作而知名的传教士玛丽·金斯莱曾承认:同基督教比,伊斯兰“向非洲店主提供了更简易的、更明了的道德准则。”它对次撒哈拉的非洲人特别有吸引力,  因为它的信仰中没有牵强的抽象概念,没有复杂的礼节和仪式。与基督教不同,它不受性问题的干扰,并且容许一夫多妻制,至少在非洲是如此。它没有过分许愿,也没有过分要求:常情常理贯穿其始终,因此许多世纪以来安于解答日常生活而得持久。
    因为它的教义少而简单明了,人们会预期它将严格地坚持这些教义,而不容其他。实践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几乎是人们不敢寄望于伊斯兰的。然而,当伊斯兰从阿拉伯世界移向
非阿拉伯世界时,情形并非如此。也许恰恰因为其基本结构刻板简单,它可以或敢于允许在基本原理之外有丰富多彩的乡土变异。基督教在敬奉圣母玛利亚、接受复活与圣诞节之后,似乎不再吸收地方风俗了。伊斯兰则只要信仰核心完整无损,却还容许增添地方色彩。
    这一同化能力最容易从清真寺建筑中得到证明。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教堂总是讨厌地惹人瞩目,因为基督教教堂总是欧洲哥德式(或在英国前殖民地,则是英格兰的都铎式)的尖拱式的门和窗、尖塔型屋顶,那种风格,是一成不变的。虽然中东地区的清真寺有固定形式:圆顶、尖塔和庭院,但并不坚持要别处照搬原样,如有名的廷巴克图  泥砌清真寺,就令人联想巴塞罗那  的高迪式大教堂。埃塞俄比亚哈勒尔的清真寺,矮屋顶和巨大的方形柱子,同东非的市场篷无比酷似。
    印度尼西亚的乡村清真寺是茅草房,屋顶上加个古雅的小尖角,表示这里是执行神职的地方。这里,宗教和文化的吸收力是民族特性的一部分,当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度尼西亚时,伊斯兰本身也准备吸收当地的新东西:“穆斯林阿訇们主张并且遵循一种彻底适应印度尼西亚一印度文化的模式。穆斯林的专用语、教义和礼仪尽可能纳入印度尼西亚一印度的思想和实践之内。”  这一过程拉得很长,以至产生了一个称作阿邦根(abangan)伊斯兰的地方变种。l957年,有个信徒在印度尼西亚立宪议会上为其辩护,说道:“在神圣节日里,我们村子里充满着香火味。这种时刻,我们的人民不会不专门向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保佑他平安)奉献米饭和鸡肉。”
    伊斯兰在苏丹和黑非洲也曾同样宽容,并创造了颇具特色的非洲黑人的亚伊斯兰文化群。  伊斯兰在感召范围和传道内容两方面使自己适应于对非伊斯兰教的非洲的逐渐渗透。首先皈依伊斯兰的照理是游牧民和商贾,他们很有能力传播新教义,嗣后,统治阶级的成员随之伊斯兰化。统治者通常不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臣民;后者皈依新教,作为其最后阶段,也许是几代人之后的事。
    在伊斯兰教义以一种不断地增强着的正统观念进行传授的过程中,有三个类似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除佩带伊斯兰护符和身着穆斯林服装外,并不期望行将皈依的人做什么事。在第二阶段,传授祈祷教仪以及介绍禁止做什么事和可以做什么事。这一阶段被称为“混合伊斯兰”,大多数非洲穆斯林还停留在此阶段之上而未得超越。在此阶段之中,伊斯兰同泛灵论  的习俗和宗教仪式并行不悖,所以横穿非洲,可以看到同出一宗的伊斯兰礼仪,崇信预卜和巫术的伊斯兰恶魔学。在第三阶段(在西非,这一阶段开始于1750年左右),伊斯兰向前推进,取代旧的泛灵论格局,达到完全的但又从未彻底的程度;例如非洲伊斯兰虽也诉诸沙里阿但却从未达到充分运用的程度。在近代,伊斯兰渗透经过的三个阶段常常只需要短短三代人的时间,但在早期,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移几乎需要两个世纪。这一点说明“狂热的”伊斯兰可以何等耐心,宽容,不过总带着些限制性因素,即无论伊斯兰如何曾被说是二元论而不是融为一体——伊斯兰制度的不妥协的特性排除了这一点。
    对于不能权变的教义作极其灵活变通的阐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伊斯兰传教士有非常特别的素质。这些传教士几乎都不是公认的宗教一法律学者(乌莱玛),而是伊斯兰宗教献身者,神密的和半神密的兄弟会成员,被称作塔里卡(tari— kas)。这里,我们接触到伊斯兰最大的一件怪事和一项保守得最严的秘密:
    大约到本世纪中叶,如果可以用数量来确定这种事,那么这样说是符合实际的:塔里卡及其所创造、所主张的一切,都占伊斯兰萌芽时期以来所创造、所主张的事业的大半。(因而,前一章在论及伊斯兰的基本内容时,应该提到他们。)但是,因为塔里卡是“另一种”伊斯兰,所以没有提到。封闭的、非正统的秘密团体竟能在一个象伊斯兰这样开放,这样简单,而又这样遵循原教旨的宗教生活中起任何作用,更不用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许看来是怪事,但却是事实。然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伊斯兰居然产生了塔里卡。如果它要成为真正具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信仰,它就必须创造这些东西,以便补充一个对普通穆斯林信徒说来略微有点过于简单过于贫乏和过于严峻的信仰。人类之心厂特别是灵魂(倘或有之)不同于清真寺——那儿,一切都是基本的,洒扫洁净的,装饰华丽的。多少世纪以来,塔里卡兄弟会关怀穆斯林的个人宗教需要,表达了他们的宗教情感和愿望。在清真寺里,在乌莱玛的帮助下,穆斯林崇拜安拉,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一词意为“服从”),但在其兄弟会的集会的地方,他则爱戴安拉。这就是为什么该类兄弟会所代表的伊斯兰常被称作“大众伊斯兰”。于是,显而易见,这些兄弟会(、神密的教门)的精明的人,这些熟请教门的塔基尔(takIR,托钵僧),曾经同乌莱玛以及同正统伊斯兰竞争。时至今日,正统伊斯兰对塔里卡所持的态度介乎否定与斥责之间,或者最了不起也不过是以沉默代替难堪。这种沉默已扩散到多数关于伊斯兰的书籍中,因为这类书籍的大部分只论述正统的公认的伊斯兰。至于塔里卡,只要每写一本关于塔里卡那方面的书,便有数百本(如果不是数千本)的著作来谈论正统派这方面。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内,伊斯兰学者才勉强鼓起勇气,评价塔里卡的真正重要性。在此以前,关于伊斯兰的英文书目,曾要对兄弟会感兴趣的读者去读同一本出版于1897年  的孤单零零的法文著作。
我们应该向这卷书的两位作者的开拓精神致敬。
    兄弟会就三个不同方面对伊斯兰作出了无可估量的不朽贡献,他们防止了伊斯兰成为冷漠的形式主义信条,保持其作为亲切的,富有同情心的信仰而生气勃勃,他们为这一信仰向东亚和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传播尽了主要责任;他们在领导伊斯兰反对基督教西方侵犯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站在最前列。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地叙述一下前两项业绩。
    塔里卡是应一项重大需要而生的。虽然第一个强大的兄弟会加迪利(Qadifi)成立于十二世纪,但早在十世纪,活动于一些民族中的小型兄弟团体便已出现了。十二世纪后,中东各穆斯林国家都建立了这些团体,并且扩散到穆斯林世界的每一角落。到1900年,这一运动很可能达到了顶点,大约有好几千万穆斯林按塔里卡规定的宗教形式倾吐他们的忠诚,而这一塔里卡团体本身的成员仅在二百名互右
    让我试一试,担出一个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伊斯兰内部事务相类似基督教的现象。想象想象例如十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但没有教会,没有教皇,在教士职位中没有等级制度,只有依附于教堂的长老或督察。而进入这一无组织结构的基督教的却是一些有组织有献身精神的僧侣团体,是祝福派信徒,方济会会员  ,耶稣会成员和圣殿骑士,然后,他们接管并几乎垄断了基督教事业:民政的和军事的,而且,他们还差不多成了大众基督教的主要系统:在这些秘密团体内,可以看到共济会的某些秘密,圣·约翰团体或扶轮社做实际好事的某些精神以及福音传播社的传教士精神。如果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组织象后来的穆斯林机构一样,不满这种接管而抱沉默的态度,那是不足为怪的。
    穆斯林神职人员是苏菲神秘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塔里卡中的一般信徒所做的工作,代表着那种神秘主义倾向中比较崇实不图虚名不尚自私的目的。塔里卡及其所代表的那种大众伊斯兰同非常普通的和相当非伊斯兰的圣徒(马拉布特或皮尔)及对圣徒之墓的崇拜有联系:但是在塔里卡内部,圣徒崇拜不一定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生活是围绕一个神秘首领的宗教权力(baraka,拜莱凯)建立起来的。他把门徒集中到修道院(叫zawiya,扎维亚,或叫tetke,特克)里,有些人后来可能转移他处,作传教旅行,建立别的修道院;这样,公认的团体便有了遍及穆斯林世界的活动网。在专做此事的人的核心之外,有一般的穆斯林兄弟,他们的纳贡为修道院提供收入。即使修道院或团体的创办人也不必全都放弃社会职业,他们还能去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劳作。一般成员自然要继续正常工作,但是,正如基督教徒要到本教区教堂去做礼拜那样,他们也要每周一次或数次到扎维亚参加自己的集会。在这些集会中穆斯林兄弟被授以同安拉通话聆听神示的规矩;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还达不到很高境界。其中也,有受感化而皈依的妇女。总之,塔里卡向他们的成员提供的是把精神的复苏同人类亲密的关系进行一种强有力的结合。许多修道院还设立学校,并向旅行者提供食宿。
    从十二世纪在巴格达建立的加迪利伊斯兰团体(Oadiri Order)开始,此后每一世纪内都有各种伊斯兰团体问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塔里卡的活动猛然活跃起来。大多数团体都有响亮的名称;其中较大较知名者有纳克夏班迪,贝克塔希、麦夫拉维、沙德希里(Shadhili)、切斯蒂(Chisti)、苏赫拉瓦赫底(Suhrawardi),蒂江尼(Tijand,等等。有些团体,如加迪利和纳克夏班迪是世界性的,在印度尼西亚传播很广,很有影响;其他则是地区性的;有些教团集中于某特定行业或职业,并控制了这些他们的行会:有些团体与另一些团体相比还更会活动或者更能深思,他们是八面玲珑,尽量讨好所有的人,而且一个信徒属于两个或三个团体并不希罕。这些教团建立于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苏丹、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印度。利比亚和苏丹今天得以成为国家实体,几乎完全归功于利比亚的伊斯兰塞努西(Sanu— ssi)团体,苏丹的安沙尔(Ansar)或称马赫迪亚(Mahdiyah)和卡特米亚(Khatmiyah)教团或称米赫加尼亚(Mirghan- ya)教团。说来似乎奇怪,正是这些秘密的神秘主义兄弟会系统及其半秘密、半神秘的俗人信徒维持大众伊斯兰达八个世纪,并确保其强大而生机勃勃地过渡到二十世纪。
·    塔里卡信徒们的作为还不止此:他们在伊斯兰传播方面作为传教士肩负了大部分责任。这种传播之所以卓有成效,恰恰因为他们不是正统的乌莱玛,因为他们从切身体验,而不是根据宗教习惯出发,并且是以个人热忱介绍其信仰的。由于他们的各个人和各个人情感的处事方式,因此也肯于容忍当地宗教实践中皈依者之间存在的多样化方式。
    前仆后继的个体神秘主义者,怎样以其献身精神和人格的力量为伊斯兰赢得了黑非洲的大片土地和印度尼西亚的无数岛屿,  是一个有待讴歌的英雄壮举——这也许将由某些天才的历史小说家来完成。这是战斗的伊斯兰最优秀、最真实的反映:我们在中非和中西非复杂的历史中,屡次发现这样的事件:苏菲(Suh)派神职人员,通过皈依一个统治家族,实现伊斯兰化;接着,这个家族就推行圣战(吉哈德)。这个地区的所有统治者,都十分不愿进行圣战,哪怕是“可以接受的”圣战,来反对非伊斯兰的异教徒。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中西非两位伟大的帝国建设者,塞内加尔和尼日尔的乌马尔·伊本·赛义德,和名声更显赫的豪萨兰  的乌斯曼·丹·福迪奥,都是塔里卡的成员。
    塔里卡甚至在沙皇统治下的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成功地进行了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
    必须说明的是,实践证明苏菲派神职人员并不是唯一的受黑非洲欢迎的穆斯林传教师。早在他们之前,从穆斯林商人使非洲地区伊斯兰化的范围和数量来判断,作为一个阶级,穆斯林商人似乎是特殊的精神力量。正是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第一次把伊斯兰带进印度尼西亚和东非沿岸。商人们在争取非洲的“上层人物”方面特别成功,因为后者似乎已认定,通过伊斯兰与商人挂勾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伊斯兰打开了通向更广阔、更有趣、位于撒哈拉北部边缘以外的世界。
    发生于遥远地方和很久以前的这一切,同我们当代的战斗的伊斯兰问题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类传教师把伊斯兰引进黑非洲和印度尼西亚,这个宗教才被这些国家的人民自愿地接纳下来。而正因为这种自愿接纳,它才不是局外人强加的异国信条,而是某种土生土长的、扎根于人们内心的东西,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疆域仍在黑非洲向前推进;这个事实是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所共知并引为骄傲的,这也增添了伊斯兰的战斗性: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是当今战斗的伊斯兰的主要“战场”之一。
    用过去各种原因说明今日伊斯兰何以如此生机勃勃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注意一下一个可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它将作为大众宗教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不管
这是幸事还是不幸,伊斯兰是以一种轻率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为基础的,从而常常使西方的伊斯兰学者,甚至最拔萃的西方伊斯兰学者,大为苦恼。有一种理由是:“伊斯兰本质上(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所加)是这么一些人的宗教,这些人被他们自己的部落排除出来,或者他们的部落已在脚下消逝了。”这样一种议论,水平仅稍高于那些理论,即断言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城市信仰,因而不适于农民,农民也不接受,或说,在其外向扩张中,伊斯兰不能越过山脉穿过丛林或密林地带。所有这一切理论实际上是无根据的。但是假定关于伊斯兰的这个“灾难理论”是真实的,对伊斯兰将是一件好事,因为把个人从其社团中排出之举一直在进行中——千百万法国和葡萄牙殖民者被赶出北非和南非,盎格罗撒克逊定居者被赶出南部非洲——这样,传教师们为伊斯兰尽职的天地仍将十分开阔。
    伊斯兰的生命力中有一种教运久长的因素——也许是安拉赐福——这似乎由于一种消极因素加上出自伊斯兰本身的良好品质而促成的。伊斯兰就其根源而言,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因而它不同于基督教,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所有那些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有些伊斯兰批评家说不仅由于一种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致使伊斯兰成为落后国家的宗教,它反而颇为倾向于让人民保持落后状态。然而,对于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问题,有一个比较适当的政治答案,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依旧是传统的社会,伊斯兰传统与其他事物同时并存,这是事实,但是,迄今为止,都市化和工业化似乎没有动摇伊斯兰对信徒的控制,这也是事实。下中产阶级一都市化的一个特征性产物——虽不能说狂热,但却是伊斯兰社会中最虔诚的分子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和土耳其这些一部分已经都市化的社会里,职员和小店主是原教旨主义和改良运动的最热心的支持者。开罗及其漫延扩展的郊区大概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最大的工业地带,是一个迅速繁衍的,人群密集的社会,但这里的产业工人同样也是虔诚的穆斯林。无论在时髦的开罗市中心还是在工业区,当笃诚的教徒们潮流般地穿街越巷,参加星期五的午间礼拜的时候,道路总是阻塞的;一般来说,那里的清真寺中总济济一堂。直到目前为止,诸事一切顺利,但是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和伊朗(直到国王被推翻前、正在进行的真正大规模工业化的后果是什么,还须拭目以待。
    从长远看,伊斯兰可能被穆斯林国家不断增长的工业化所削弱。另一方面,伊斯兰强烈的朴素色彩正在证明它对生活于工业化后的西方社会中为数不多却在不断增长的人群具有吸引力,他们已经对大规模富足社会厌烦了。
    迄今为止,科学进步确实使伊斯兰受益。朝圣人数最近大量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交通的改善,特别是空运。而且目前已有两个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台,向全世界广播伊斯兰节目,而几年前电视转播朝觐盛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感情影响。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城市社会还产生世界主义的,自由思考的、西方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有很多代表。他们通常几乎无暇考虑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在内,或者他们有明确的反宗教倾向。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的战斗的伊斯兰已经把这一层人划为自己的敌人,而且已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动积极进攻,以便遏制或摧毁他们认为敌对的这一势力。
    我们既然看到伊斯兰外部生气勃勃的证据并为这种生气提出了某些理由——它贴近信徒的生活,每年有庞大的人群汇集前往朝圣,伊斯兰的年青性,它的朴素性、实用性和适应性,塔里卡作为仁爱者和传教师所起的作用——我们就得问一问是什么东西使这一宗教长久活在忠实信徒的心中(这正是宗教真正赖以存在的地方)。生存和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是清真寺礼拜或朝圣的人数?实际上,直到早几年战斗的伊斯兰以目前形态出现之前,伊斯兰学者中一个公认的见地是,伊斯兰并不活动,或至少不很有生气。据认为,从十三世纪起,伊斯兰即使说不上倒退,实际上也已停滞,而且伊斯兰社会几乎已僵化,对现代世界的挑战,相当无能为力。
    为驳斥这一公认的信条,H.A.R,吉布  指出了伊斯兰在六百年间所表明的下述“生命力的外部证据”:“近东奥斯曼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波斯什叶派的复兴,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的扩张,  中国穆斯林信教者的发展,摩洛哥赶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东非和西非伊斯兰地带的扩展”。吉布在这里错误地把纯粹的“外部证据”(如帝国的建立),同传教扩张的部分内部证据混为一谈了。然而,他的“生命证据”不完全令人信服。令人信服的是,我们知道整整六百年间,马拉喀什、开罗或北京的普通穆斯林一直按伊斯兰训戒过着日常生活,因为他们在内心中懂得自己的信仰是一种活的力量,而当今绝大多数穆斯林依然这样信教之时越来越多的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信徒却已不再去想了。在那几世纪里,伊斯兰政府和社会乃至宗教机构的形式和制度或许是死板而无生气的,但在他们的下面,信仰的潮流依仍向前奔流,洋溢而强大。这种情况至今如此,也许不如从前那么强大,但也足够强大的了。一个宗教或年事已老或风华正茂,或濒于死亡或青春常驻,都要取决于信徒对它的想法和感觉。
    尽管有这些说明生命力的堙由和证据,伊斯兰本来早就可能松弛下去而处于呆滞状态:但是.人们久没有让它松弛下去或成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伊斯兰从发端年代开始?便一直处于基督教西卞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挑战之下,而从十六世纪初开始。这种压力达到了极其紧张,完全无法逃避的程度。
发表于 2015-5-22 22: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长知识了,塞瓦卜楼主。。。
发表于 2015-5-22 22: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万物都在赞主,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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